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是在境外开展的工程建设项目，由于受援国地域和国情的差异，对不同项目均要组织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专业考察。一机部十分重视这方面工作，选派有经验的专家前往受援国当地考验查证，认真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同受援国方面商谈项目建设方案，包括建设规模、产品纲领、工艺技术等，力求因地制宜，经济合理，工艺技术先进可靠。这是确定援外成套项目、搞好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对援建项目的顺利完成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同志来一机部机关不久，即被部里指定担任援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这一重任。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了解受援国有关情况，熟悉所承担的经援项目情况和本职工作，参加项目筹建，为胜利完成援罗考察任务奠定了扎实基础。
中罗两国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1949年10月5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天，罗马尼亚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变成全球上第三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随后，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主要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与东欧各国，包括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随着中苏公开论战和罗苏矛盾的日益激化，中罗两国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民族利益和党的主权等问题上有了慢慢的变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为了苏联经济利益和东欧其他工业较发达国家的利益，强迫罗马尼亚等经济较落后国家放弃自己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并试图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的干预达到这一目的。
为了抗衡苏联和经互会的压力，实现民族发展的宏伟蓝图，罗马尼亚领导人从两方面出击：在经济上，努力扩大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贸易往来，以减少对苏联和经互会的依赖；在政治上，实行自主和灵活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尽量拉开距离，在国内外同时寻找可拿来削弱和苏联控制和压力的力量。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罗马尼亚也开始与苏联“唱反调”,在1963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中，选择了中立立场，拒绝攻击中国。
中罗两国关系从1963年起显著改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交往深度大大超过50年代水平。罗马尼亚在60年代末中美关系解冻的最初阶段充当了两国间秘密对线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1970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美。尼克松还请他向中国领导人转递了其本人希望访华的信息。这在当时东欧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1970年5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降临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处于多瑙河下游，这条大河自罗西南的巴齐亚什地区流入境内，流经长度为1075公里，占河流全长的1/3多。由于连续大雨和山区积雪短时间内大量融化，多瑙河河水泛滥，造成了罗马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全国39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中有37个县受灾，70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经济损失达100亿列依(罗货币名),比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部损失还要多。
灾情发生后，罗马尼亚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抗灾救灾，尽快回到正常状态的生产生活。水灾不仅使罗马尼亚向西方出口的大宗农产品严重减产，也严重破损毁坏了许多工业设施。罗马尼亚急需国际援助。然而，苏联仅同意给罗马尼亚提供5万卢布的援助，包括1吨医药品和10吨粮食，还向罗马尼亚施加压力。其他东欧国家也对罗马尼亚受灾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
为了寻求灾后重建的国际援助，也为了苏联的压力，罗马尼亚领导人在6月分头到各国访问。然而，罗马尼亚得到的最大援助却是来自中国。
1970年6月9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到达北京。11日晚，接见了波德纳拉希及其代表团全体成员。29日，中国就这次水灾向罗马尼亚提供无偿物资援助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中国总共提供了价值526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物资援助，合2500万美元。在给罗马尼亚提供援助的国家中，中国是提供援助最早、数额最大的国家。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发来感谢电，代表罗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与慰问，以及对“所提供的慷慨的物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已向罗马尼亚受灾地区提供了50万元人民币的现款和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药品、食品、衣服、鞋子和布匹的援助。当年底，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视察罗马尼亚北部灾区时，在萨图·马雷县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确实是得到了巨大援助，但我要就此机会告诉你们，三分之一以上的援助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得到的。因此在向各国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不能不特别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援助。”后来，罗方多次用“患难识真交”这句线日，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扬·约尼查率领罗军事代表团访华。经过商谈，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的协定》、《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军事物资和军工成套设备及技术援助议定书》。根据协定，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3489万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在苏联等国对罗马尼亚施加强大压力的时候，中国决定向罗提供军事援助，可谓意义重大。
1970年11月20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领罗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他提出两国进行生产协作、建立经济合作委员会、扩大贸易、从中国进口成套设备等建议，并表示希望中国可提供贷款。随后，同勒杜列斯库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商定：建立两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之事暂不考虑，但可就重要商品的贸易签署长期协议；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一定数额的人民币无息贷款和现款。
1970年12月，外交部、外经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同罗马尼亚商谈签订我向罗提供成套设备和派遣技术人员工作条件的议定书的请示。
11月25日，中罗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的协定》和《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自由外汇无息贷款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2亿元人民币贷款，后来又增加2400万元，供罗马尼亚从中国进口成套设备；中国提供现货贷款1亿美元。成套设备包括纯硅冶炼厂、电气测量仪表厂、砂轮厂、印刷厂等31个项目，设计和技术资料由中国免费提供。这些援助使罗马尼亚很快摆脱了困境，解决了燃眉之急。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对此非常感激，为能在万里之遥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作为朋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尽管我国当时国力十分贫弱，但果断作出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便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找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通道，打破我国外交上的僵局。我国当时除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兄弟国家外，又增加了罗马尼亚这样一个新朋友。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以罗马尼亚机械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杜布拉瓦为首的专家组来京，同外经部、一机部专家组就有关我国援罗项目事宜进行商谈，确定了援罗汽车模具厂、裸铜线厂、液压气动元件厂、电工设备和电工模具厂、电器测量仪表厂、仪表机械元件厂6个项目。1971年3月22日，中罗两国政府在京签订《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主要内容有：6个项目的生产规模；中方负责扩大初步设计，提供罗方不生产的工艺设备、生产技术资料；中方派遣设施安装和试生产指导人员；规定考察和交付设计时间，在设备合同签订后18个月内分批交付完设备等。
援罗第一批6个项目和第二批5个项目都是罗马尼亚紧缺的重点项目。由于罗马尼亚在1971年3月刚刚制定新的五年计划，这些项目都是新的五年计划中的重点项目。因此，要求中方及时派出考察组赴罗马尼亚，在1971年第二、三季度尽快商定第一批6个项目。对第二批5个项目，罗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要求年内签约，1972年初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罗马尼亚商定项目。一机部能否承担起这样紧迫重任，开辟一个对欧洲东部国家的援外领域，这是一个崭新而又艰难的课题。
1971年4月15日，外经部以(71)外经一字第199号文，将筹建汽车模具厂的任务下达给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筹建单位，一机部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负责设计；将筹建裸铜线厂的任务下达给天津市，天津机械局所属卫东漆包线厂为筹建单位，一机部上海电缆研究所负责工厂工艺设计；将筹建电工模具和电工设备工厂的任务下达给辽宁省、四川省和上海市，上海机电一局所属星火模具厂和大连电机厂负责电工模具部分的筹建，沈阳电工机械厂和四川东方电工机械厂派人赴罗马尼亚考察后再定筹建单位，一机部第八设计院西安分院负责设计；将筹建电气测量仪表厂的任务下达给黑龙江省，哈尔滨电表仪器厂为筹建单位，上海仪表局所属上海遵义电表厂为协作筹建单位，一机部第八设计院西安分院负责工厂设计；将筹建液压气动元件厂的任务下达给上海市，上海机电一局所属上海机床厂为筹建单位，辽宁机械局所属沈阳风动工具厂为协作筹建单位，一机部机床工厂设计处负责设计；将筹建仪表机械元件厂的任务下达给上海市，上海仪表局所属上海电度表厂为筹建单位，上海机电一局所属上海继电器厂为协作筹建单位，
因这11个援罗成套项目较为集中、考察任务重，一机部领导研究决定，必须挑选一位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的领军人物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率一机部11个考察组赴罗马尼亚调研考察，与罗方商定项目选址、生产纲要、技术目标、生产的基本工艺、初步设计的具体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土建公用设施以及进度安排等，并签订会谈纪要。这位人选还需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既有国内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外事工作经历。那时要物色到这样一位领导干部，的确很难。一机部对外组援外处处长田文远多方打听、了解，但没有合适人选。他向对外组负责人张剑飞请示怎么办。张剑飞说：“有一位同志，非常合适，他就是同志。”张剑飞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计划处处长，与同志共过事，很了解同志，认为他具备担任考察组总组长的条件，于是向一机部领导极力推荐，很快获得部里的批准。
同志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曾在基层担任副厂长、科长等领导工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又在一汽动力部门担任负责人，有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1962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同志知识渊博，熟悉机械行业，懂技术，能熟练使用英、俄两门外语。同志在60年代曾三次参加过国际会议，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
1964年5月，我国派出第一个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埃克斯累班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年会，团长是时任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田德民，副团长是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丁舜年和38岁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同志。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法方对中国代表团破格接待，企业界给予盛情欢迎，专为代表团租船夜游塞纳河，安排参观访问从南到北整整一个月，代表团借机对法国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法方在技术上也比较开放，使中方代表团对法国电气状况有了基本了解，收获不小。但是，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开始时，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后提出，由于会员国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与会的南斯拉夫国家委员会主席和芬兰标准协会理事长提请全场起立为尼赫鲁默哀。那时中印两国关系紧张，1962年10月印度尼赫鲁政府悍然在中印边境挑起一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代表团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此瞬间，同志当机立断让全团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但没低头。与会各国代表看在眼里，对中国代表团这一做法表示理解和接受，但也有不同看法。回国后，代表团向时任国务院外办主任汇报时，得到了他的肯定，认为代表团做得对，符合国际礼仪，不失大国风度。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同志的政治敏锐性，体现了其成熟的外交才能。
1965年2月，我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出席在东德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准化机构代表会议，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10月，我国派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三十届年会，由时任沈阳电缆厂厂长的尚格东带队，同志任副团长。一到日本，同志和代表团秘书长刘隆士(时任湘潭电机厂总工程师)就被卷入一场尖锐的外交斗争中。日方不让朝鲜代表入场，朝鲜代表被记者团团包围，成为《朝日新闻》等各大报纸报道的热门消息，国际电工委员会秘书长斯坦福特忙于应对。为解决朝鲜代表与会问题，同志和刘隆士一起展开外交斗争，一直忙到深夜。经过激烈斗争，朝鲜代表与会问题终获解决。
同志在调离武汉热工所，到一机部协助工作、等待分配新工作时，一机部领导曾考虑派他去朝鲜参加援朝项目建设工作。1971年2月13日，一机部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派遣出国人员的报告》中提出：“我部拟派同志赴朝鲜帮助建设三个项目。”由于援罗任务异常艰巨，一机部领导经过研究，反复考虑，认为同志正是能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的最合适人选。
长期以来，尽管同志身在基层，但他一直关注着国际形势变化，关注着我国对外政策调整，孜孜不倦地系统学习各种科学技术知识。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才能、有准备的人。组织决定就是党的号令。越是困难，越是面对挑战，他越是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援罗考察工作做好。
同志怀着对党的事业的一腔热血，全力以赴投入到援罗项目考察这项重要工作中，首先着手了解国内同类企业的生产技术情况，研究已有资料，为出国做好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
在中罗两国第一个议定书签署一个多月后，1971年5月18日至25日，一机部在京召开了援罗筹建工作会议。同志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16个主分包厂和4个设计单位的代表共52人。会议主要研究并确定了援罗工作的任务分工、组织领导、出国考察、进度要求等有关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要胸怀全球，立足本职，努力做好援罗工作，提出“任务再重不弯腰、援罗项目定搞好”。同时，认为援罗项目要求急、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厂与厂之间，务必密切配合，保质、保量、按期并争取提前完成这一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积极做好援罗工作，会议要求各主包、分包厂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立即成立援外领导小组，并指定主要干部负责援罗领导工作，主包厂负责人担任正组长，分包厂和设计单位负责人分别担任副组长。设置援外办事机构，人数视工作需要酌情配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报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一机部审批。
会议还强调了当前要抓的几项工作：一是认真做好出国人员审查工作，6月底前做好出国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二是立即组织老工人、设计人员、工艺人员三结合小组，进行国内调查，为出国考察组搜集资料，6月下旬为出国考察组拟定出设想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与罗方会谈纪要、出国考察提纲；三是考察组出国后，国内工作要按照两国议定书规定，作出分项的总体设计，搜集设计资料，了解拟提供的设备、材料在国内生产情况，制订出国技术人员国内培训计划，立即处理好出国人员提出的各项疑难问题，保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等。会议结束后，起草了会议纪要，一机部于6月17日将此文发至有关单位。
会议一结束，同志便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援罗工作中，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援罗各项目的国内调查和设备选型工作。他积极协助各项目援建组先后编制了出国考察设想方案。比如，1971年6月26日至28日，同志在上海机床厂出席援罗液压气动元件厂筹建领导小组召开的援外工作审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一机部机床工厂设计处等16个单位近50人。会议分组讨论了液压气动专业组提出的设想方案中有关产品选型及规模、工艺方案、工时定额水平以及设备选型等重大问题，并对工厂组成及总平面布置图从工艺流程、生产组织、外观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经同志和筹建、设计单位有关领导认线日完成“援罗液压气动元件厂设想方案”、“援罗液压气动元件厂设计任务书”、“援罗液压气动元件厂收集基础资料提纲”等初稿，上报一机部审批。
1971年7月初，一机部对外组审查了各个考察组的设想方案，同意这些方案作为出国考察、同罗方会谈的基础。
与此同时，同志与援罗考察组人员一起参加了一机部举办的出国前学习班，学习关于“各方面节约一点，多帮助人家一点”的重要指示和周恩来对经援工作的批示，听取一机部领导传达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学习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通过学习活动，考察组同志在思想上有了深刻认识。大家一致感到出国光荣、工作艰巨、责任重大，决心做合格的人民外交人员。
7月17日，一机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同志改赴罗马尼亚的请示报告》,提出：“由于援朝项目的领导力量作了调整，因此该同志不再赴朝。根据中、罗两国政府议定书的规定，我部在本月下旬将派遣两个考察组赴罗考察。考察组的负责人经研究拟由同志改赴罗马尼亚担任”。
7月25日，同志带着组织的信任和嘱托、同志们的期望和厚爱，怀着为祖国、为人民争光的雄心壮志，率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6人(他们是：组长刘石洞，负责工厂设计的姜元义、孟广和，负责生产工艺的忻志芳、沈绵昌，翻译周相吉)从北京启程，乘民航班机前往罗马尼亚，踏上了援罗考察的征程。
飞机在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的高空中翱翔，湛蓝色天空中，白云掠过舷窗，同志静静地坐在机舱里，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自己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罗马尼亚人民。
那时的民航条件远不如现在方便快捷，需要先到莫斯科再转机去布加勒斯特。从北京飞莫斯科途中要在伊尔库茨克降落加油，因在北京时已订好当日去布加勒斯特的航班，同志等没有在莫斯科作停留，直接转机到罗马尼亚。
几天后，援罗裸铜线厂考察组也离京前往罗马尼亚。援罗液压气动元件厂、电工设备和电工模具厂、电器测量仪表厂、仪表机械元件厂4个项目考察组在随后的8月、9月也先后到达罗马尼亚。第一批考察组人员共51人。
1971年7月28日上午(罗马尼亚时间),同志和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6位同志乘坐的班机平稳地降落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国际机场。清晨的微风凉凉地吹着，带着异国土地特有的芬芳气息。考察组中大多数同志初次出国，望着那些陌生的外文地名，所见所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想象着自己将要在这片新的国土上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刻，心里充满了兴奋之情。
罗马尼亚机械制造工业部机械设计院的一位副院长和汽车模具厂筹备处一位负责人前来接机。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张海峰和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也前来机场迎接。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大使馆就是考察组的家园，而使馆工作人员就是这远方最亲的亲人。见面那种激动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刘锡惠后来回忆说：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张海峰大使高兴地对我说：同志来罗马尼亚主持汽车模具厂等6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我接着说：是啊，这次经中央批准的援罗合作项目，不但是中罗首批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也是对华沙条约国的首批援助项目，影响面大，意义深远。当我们到达机场不久，从莫斯科飞来的航班落地后，在出口处涌出的众多西方面孔中，一位东方人显得很抢眼，他就是中国援罗考察组总组长同志。同志身着一套深色西装，系一条花格领带，中等偏高的身材，瘦削的国字脸棱角分明，戴一副宽边大眼镜，腰板挺拔，步履稳健，装束得体。张海峰和我迎上前与他热烈握手，同志讲一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浑厚。他也伸出结实有力的手，同时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是那种目不转睛凝视的眼神，给人十分专注和真诚的感觉，如同老友重逢，陌生感刹那间消失了。同志的西装革履让我不由细细打量他。在‘文革’时期，国内几乎无人穿西装，即便是职业外交官，出国制装也只有中山装。所以，同志的穿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同志等步出机场大厅，汽车驶上了通经城区的公路，向布加勒斯特这座古老都市的心脏进发，这座城市很快清晰地呈现在同志等的眼前。
布加勒斯特位于罗马尼亚东部瓦拉几亚平原中心，有500多年历史，18世纪时曾是东南欧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市，是罗马尼亚第一大城市，多瑙河支流登博维察河穿城而过，把都市一分为二。对于这座城市，同志等的第一印象是清静、整洁，风景秀丽，路面宽阔，行人很少，路旁整齐排列着一幢幢十几层的白色楼房。全市遍布公园和街心花坛，环境美丽，还有沿街绿地。同志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的祖国要是这么发达，那该多好啊!”
尽管连续旅程将近24小时，但同志不顾疲劳，7月29日即向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汇报了考察组工作安排，30日便率领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6位同志开始紧张工作。
